戰前日本的帝國大學制度與台北帝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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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日本的帝國大學制度與台北帝國大學邱景墩．陳昭如 |
一、什麼是帝國大學日本所謂的「舊制大學」，係相對於戰後的新型大學。由歷史性的觀察而言，包括兩種類型。第一是從明治時代以來的大學，也就是限定於「帝國大學」。第二是自從大正7年的大學令公佈以來，所設立的新型態大學。「帝國大學」再加上新設立的大學合稱做舊制時代末期所謂的「舊制大學」。由於台北帝國大學雖然是於昭和3年依據大正7年的「大學令」所設立，但是其規模乃是模仿帝國大學的體制，因此必然要對明治至大正期的帝國大學型態、發展加以瞭解，才能較恰當的瞭解台北帝大。以下即就帝國大學的發展、特色介紹如下，，而對於新型態的舊制大學，在此不多加敘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的這種舊制大學制度，既不同於戰後的美式大學，同時也不同於古代的「大學」，它必然與明治維新有密切的關係。也就是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積極引進西方式的器具、制度、思維等等。而「教育制度」的引進更是根本之處。事實上，不只是大學教育制度的改變，而是整個高等教育的構造之改變，都與明治維新、殖產興業的日本國家政策有密切的相關。明治維新的三大改革雖然是：文明開化、殖產興業與富國強兵，但是要達成此三項目標，追趕西方列強，則必須學習西方列強的教育制度與精神。日本「帝國大學制度」的參照與建立就是明顯的例子。
（一）帝國大學—舊制大學的原型從明治19年，「帝國大學令」公佈，東京大學與工部大學校合併，而創設「帝國大學」(這是當時日本唯一的帝國大學，直到明治32年京都帝國大學設立之後，才將這所「帝國大學」改稱為「東京帝國大學」)，這所帝國大學乃是舊制大學的原型。到大正7年的「大學令」公布，在20世紀初期日本共有包括東京、京都、東北、九州和北海道等五所帝國大學。京城帝國大學（在今日韓國漢城）是第六所，而昭和4年成立的台北帝國大學則是第七所。帝國大學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即「育成國家需要的人才」。也就是在「大學令」的第一條所規定的：「以攻研國家進展所必要之學理及有關應用之蘊奧為目的，以陶冶學徒之人格，涵養國家思想為使命。」為了「國家的需要」，無非就是要與西方列強比較、競爭的思考模式。也可以看出帝國大學的兩大原則：一、為了國家發展的學術與技術之研究；二、陶冶人格、涵養國家思想。這同時是構想帝國大學制度的政治指導者所持的大學理念論：必須具備「教授」與「研究」這兩個職能。由這種機能論出發的大學制度論，大學就包含了「大學院」與「學部」這兩個組成部份。「大學令」第二條規定：「帝國大學由大學院及分科大學構成之。大學院在攻究學術技藝的蘊奧；而分科大學則在教授學術技藝的理論及應用。」這個規定表明了，「大學院是作為研究機關，而學部（＝分科大學）則是作為教育機關」這樣的區分。 由於「大學是為了國家的需要」這樣的目的，當時的帝國大學，有如歐美大學所設的法學、醫學、文學、理學這些部門，也有為了實用的需要而設立的工學的部門（工科大學）、農學的部門（農科大學）。這種國家主義與實用主義的理念，是由大學院與學部的構成結合而成。因此，所謂的帝國大學乃是一種「特異」的大學。所謂「特異」，一是意指由上述而可得知的組織上的特色 —— 對等並立的大學院與學部、實用性的學部 —— 與當時的歐美國家大有不同。德國沒有大學院制度，而美國則區分設有大學院的大學（University)和沒有設置大學院的大學（College)。當時的歐美國家中，有農科大學與工科大學，但都不是總合大學的一部份，而是獨立的專門學校。但是在日本的帝國大學，在設有大學院的大學中，也設立工科大學與農科大學這種個別的分科大學。這是在當時世界的大學史中的特例。 另外一個「特異」的意味是在於「帝國大學」這個名稱。近代以來，由於「帝國臣民」或「帝國主義」等等詞彙，日本人已習於「帝國」一詞。但是，明治二十年時就不是這樣了。「東京大學」一詞固然為人所知，但什麼是「帝國大學」，這個名稱對當時的人來說並不太習慣。 儘管如此，帝國大學仍舊實體化了這種大學理念論或組織論。法科大學的畢業生大多通過高等文官考試，任職帝國憲法施行以來所設置的諸官廳行政職。而工科大學的畢業生則多擔任官營或半官營的企業或官廳的技師。 誕生於明治、大正時期的帝國大學，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徵。首先，帝國大學制度的原型，乃是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總的而言是一個大學院，而在學部的階段則可說是分科大學。由分科大學的種類觀之，有三種制度：東京帝大是法、醫、工、文的單一名稱，京都帝大的理工科大學，設有總合的名稱。這三種制度為大正期以後的舊制大學全體所引用。 其次，東京帝大於日清戰爭前的分科大學教授會或講座制為其他的帝大所採用。可以說設置學部的教授會以及講座制是帝國大學的特色。台北帝大也是如此，採用講座制，並且設置各學部教授會。由於這兩種特色，大學一方面雖然是由政府所設立，但另方面也逐漸擁有相對的自主權與作為「學問之府」的實力。此時期的帝大，一方面具有對抗作為行政機關的政府的社會威信，另方面也具有對國家的效用。此時已逐漸產生了「大學的本質應是學術研究而非教育」這樣的觀念。從人才養成方面或學術上的成就來看，「帝國大學才是大學」這樣的考量在日本的知識階層及政府指導層中擴散開來。 最後，從帝國大學的組織或編成面觀之，是國家主義的，但也是實用主義的。例如從京都大學以來的四個帝國大學中，就先發展出了分科大學註1。
（二）有關帝國大學的若干問題舊制大學的大致情況已稍加介紹如上，為了進一步瞭解當時的學制，再將「講座」及「單位」這兩種制度作較詳細的說明。 1.講座制 日本舊制大學的講座制度是從井上毅時代，即明治26年開始引入，它是教育研究單位。最初，它的編制是一講座一教授（或一助教授）。這種一講座一教官的制度一直持續到大正7年，即大正7年的「大學令」制定之前。在大正15年改成教授一名、助教授一名、助手則依據講座的性質不同而有差異，約一至三名。擔任的教授被要求「明確化專攻責任」。至於講座的種類、名稱、數目等事項則由帝國大學評議會會議通過，以敕令規定之。
「大學的目的是在學術研究而不是教育」這樣的理念具體化在講座制度上。講座制要求教授必須及中心力於「專攻一科」，也就是講座擔當的教授是在已有侷限的專業領域中從事學問與研究工作，這包括對學生的教授以及對學生研究的指導。這樣的結果有好有壞：好的一面是因為它要求專注，所以使得早在明治時期，在基礎醫學的領域中已經出現世界水準的研究成果；相反而言，壞處就是太專注於單一領域的研究，而有專門主義的傾向，在醫學界中甚至有所謂的「研究至上主義」的情形，使得理論與實際運用之間產生隔閡。
2.單位制 所謂「單位制」與日本帝國大學的考試制度有密切的相關。這是由「學年制」演變成「科目制」、「單位制」的結果。「學年制」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前身 -- 法科、文科、理科大學 -- ，從東京開成學校以來模仿十九世紀英國和美國的「學年制」而來的。這種制度是所有科目都是必修科目，而且將必修科目分別編列在各學年中。後來，日本引進了德國式的「重視學生學習自由」之傳統，開啟了「科目制」、「單位制」這種不同教育理念的可能性。「科目制」是規定在一定的修業年限內修習一定數量必修科目和選修科目；而「單位制」則是在規定的修業年限中修畢指定的單位數。所謂的「單位」，以臺灣的語言而言，就是「學分」。
二、台北帝國大學做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和朝鮮，在日本殖民初期的的教育方針是施予實業教育，避免給予高等普通教育。亦即認為殖民地教育應該加以限制，以免殖民地人民萌生自覺意識，是典型的愚民主義的教育主張註2。為了因應殖民地的內部需求（朝鮮的三一運動，台灣士紳的中學設置運動），在大正9年初日本政府相繼在朝鮮和台灣公佈了新的「朝鮮教育令」和新「台灣教育令」，而在大正13年與昭和3年分別成立京城大學與台北帝國大學。不過，日本政府在審議新教育令時，仍然強調殖民地教育的重點是實業教育。總括來看，日本政府在殖民地成立大學的目的，大致有二：「一方面企圖藉著殖民地大學培養經營殖民地的日本人才，一方面以殖民地大學收容殖民地青年，以免彼等因赴日本內地或外國留學，而受反日或赤化思想影響，造成殖民地統治的傷害。」註3因此，也大致上規定了殖民地大學的性格註4。 台北帝國大學的創設計畫，乃是始於大正11年的田健治郎總督，接著在大正14年伊澤多喜男總督時具體化，該年度的總督府預算中列有「帝國大學準備費」。原本擬名為「台灣帝國大學」，但後來為求與內地的帝國大學名稱一致起見，改為「台北帝國大學」。昭和3年，上山滿之進總督在任時，依據敕令第三十號「台北帝國大學令」而成立台北帝國大學這一所綜合大學。從昭和26年所出版的《伊澤多喜男傳》中的記載，創設台北帝國大學的計畫，乃是由「伊澤多喜男和幣原坦」聯合擬定，由當時的台灣總督府付諸實現。其中，中央研究所農業部間高等農林學校校長大島金太郎從中策劃亦居功甚偉。於昭和元年開校後擔任首任總長的幣原坦所親自草擬的創立台北帝大說明書中，明白地指出，希望藉台灣地理上的條件，發展以台灣為中心的華南、南洋研究。這也顯示台北帝國大學將扮演協力日本帝國南進政策之國策大學的角色，因此，台北帝大的學科構成，便分為專門研究台灣及南洋、華南人文的『文政學部』及研究熱帶農學為主的『理農學部』。這個說明書正呼應了前面所說的，台北帝大的國策大學性格。 昭和3年設立的台北帝大，首先是以敕令三十二號設置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首任總長是幣原坦博士。其後，又設立了「醫學部」（昭和11年1月）、「工學部」（昭和18年1月），再加上「附屬農林專門部」（昭和3年4月）、附屬醫學專門部（昭和11年4月）、「熱帶醫學研究所」（昭和14年4月）、「預科」（昭和16年4月）台北帝國大學成為當時台灣唯一的一所綜合大學。另外，而昭和18年3月設立設置的「南方人文研究所」及「南方資源研究所」，則是戰爭時期配合南進國策，整合校內相關人力而設的研究所，致力於南方諸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天然資源的調查研究。 台北帝大歷任總長 1928.3-1937.9 幣原坦 註 1：有關帝國大學制度之介紹，乃是參照寺崎昌男，〈舊制大學總論〉（收於—書房編輯部，《寫真集—舊制大學青春》，東京：—書房）一文，以及關正夫，〈日本大學教育改革—歷史、現狀、展望〉一書（東京：玉山大學出版部，1989）所寫成。 註2：參考吳密察，1991：153。 註3：同上：169。 註4： 同上：170。本段主要參考吳密察（1991），〈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看台北帝國大學的設立〉（收於氏著，《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以及松本巍著，蒯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作者自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