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帝大的日子

中村孝志（註1） 撰．陳俐甫*譯

我雖因為家庭的情況原來沒有辦法求學讀書，但托殖民地學歷社會的台灣之福蔭，雙親可以讓我進入舊制台北高等學校（文科）就學。當時的環境還是留有一些大正民主之餘韻。那是雖然不景氣，偶爾還是可以聽到些好消息的昭和初期。班上的同學（三十五名）之中台灣人學生（也稱為本島人）約占二成，大部分學生都是內地人。校長以下的老師大家都把學生平等對待，享受自由的風氣。但是因為當時的老師都鼓勵學生向以東京帝國大學為首的內地大學求學之故，畢業生（包括本島人）大多有不想進入台北帝大的傾向（註2）。

原本台北帝大就是為了配合台北高校第一期的畢業生在1928年（昭和3年）所開設的。被當局期待成為展示殖民地文化發展的最高學府，據說也是應民間所希望而設置的，但是台灣的民族運動者認為應該增設公學校（供台灣人就讀的小學），而批判說設立這樣的大學是毫無用處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時設立了文政學部十二個講座、理農學部十個講座（後來又經過數次增加，我入學時已增加為各二十四個講座）。理農學部在此不論，對於文政學部（哲、史、文、政四學科），聽說當局對於學科科目與講座名稱都相當費了一番苦心，如政學科等系，因為缺乏所謂高等文官考試的必須科目，學生不得不自己自修，遭到多以赴內地升學為志向的台北高校生給予更低的評價。

父親年輕時在泰國擔任養蠶技師的工作，回國後也致力於熱帶植物培育的工作場所服務，由於我是出身於這樣的一個家庭。自然周圍有很多東南亞的文物。台灣原本就是揭諸主張南進基地詞句的地標。自己也有很想在南方工作的模糊心理。因為家裡的情況不得不選擇台北帝大，在文科系中想找有南方關係的學科。可是唯一的一個就只有史學科中有南洋史學專攻。有關學習的內容等完全都不知道，只因為被南洋這個詞所吸引就選為志願了。雖然預定招收的學生是國史（日本史）、東洋史、南洋史各五名，但入學者南洋史只有我一人，另外東洋史一人等兩個人而已。因為全科的學生只有七、八個人左右，所以幾乎所有的課目都只有二、三人聽課，如同在私塾上課。上課時才感到非常驚訝，當然所有的歷史課程都是如此。村上直次郎教授、及岩生成一助教授兩位被任命為老師。村上老師已經是以日歐交涉、天主教史等聞名的學者，但以東南亞當地史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之態度，採用歐洲的史料、文獻，進行西力東漸的講課，由今日看來完全是殖民地史觀之立場。而岩生老師也因自己是國史出身，進行著南洋的日本人町等研究之外，上課內容有很廣泛的意義是屬於日本史的對外交涉史的領域。若說是南洋史，全然沒有今天採取東南亞當地史料進行地域研究的情況。只有剛剛自歐洲留學回來的年輕的岩生老師，致力於東南亞史文獻史料的解題、基礎性業績和研究之動向等等，付出心力在解說所謂研究上的必要工具，對於使學生以後能順利選擇了各自的研究題目的基礎，有發自內心的親切。村上老師辭職以後，接任的箭內健次老師也是國史出身，使用西班牙語文獻開始菲律賓史的研究。東洋史的首任教授是藤田豐八（劍峰）、桑田六郎助教授、前島信次助教（註3）等西域、南海史研究的錚錚陣容，但我入學時藤田教授已經去世，前島先生也離開大學了，講座主任由桑田老師擔任，上課是雖是南方史關係，但以地名的考證為主，對此我一點興趣也沒有。地名確定了才能進行基礎性研究乃是學問未發達時代的當然處理方式。其他方面，國史有小葉田淳老師，使用當時剛發現的『歷代寶案』努力進行中世南島交涉史之研究。以琉球與泰國、麻六甲、蘇門答臘等之交涉為中心，當然東南亞的問題就出來了。小葉田老師常常和年齡上沒有差幾歲的老師與學生，一起運動、玩在一起，如此還能次第整理出那樣的雄編巨著，真是令人驚歎。

在史學科又設立了被稱為輔助學科的土俗學、人種學講座。雖然現在有官方認為較合適的文化人類學這樣的名稱，據說當時在台灣民族這種用語是禁忌，所以才確定為那樣的名字。教授移川子之藏老師是受美國訓練出身，關心環太平洋的文化交涉，在當時還是很稀奇的開架式研究圖書室中央擺了個圓桌，成為當時研究者可以可以圍起來自由討論的沙龍（交誼廳）。

但是村上老師不喜歡學生到那個沙龍去。他認為根本一點也不應該有那種閒暇。確實南洋史的學生是很忙碌的。要研究殖民地時代的東南亞史，至少必須要修習幾種語言。我們在高等學校時就修了英語和德語，在文學部兩年的法語是必修的，更進一步被要求要修習西班牙語及荷蘭語。因為大學三年就要寫畢業論文，最遲在大學二年級後半階段就不能不具有相等程度的語學基礎。因村上老師是歐洲語言學的大師，學生在大學一年級的後半階段開始利用午休的時間，接受課外的（例如像西班牙語）速成訓練。到二年級時用這樣的西班牙語開始講讀史籍。在此同時，學生被要求修習新的荷蘭語課程。大體隔年西班牙語和荷蘭語交替做為主修，一般說來前者的學生以菲律賓、後者的學生以關於荷屬東印度（印度尼西亞）關係的題目作為主修來寫畢業論文。但是學生花時間在學習新的語言，好不容易三年中才寫出像樣的論文。南洋史的學生花費四年畢業乃至於五年的人，大概約占一半。我因為家裡的情況，實在不能容許有像四年畢業等這樣長久的事。幸運的因為有了坎貝爾（Campbell）的英譯本，乃將在台灣荷蘭人的原住民教化問題與在台灣北部天主教西班牙人的進行比較，總算是畢了業。至今也還繼續著和台灣的因緣。

至今我還要感謝的是，因為是小型的大學，使得原本會照顧不到的學生，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顧，也易於接觸到其他學部的老師，而且圖書費用也很充裕，連學生平常不會讓學生接觸的稀有典籍，也盡量給予利用。這在後來變成一種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

不管當局的意圖如何，但是起碼在大學的空氣仍是自由的，矢內原先生的『帝國主義下台灣』等書在學校裡面還是可以容易買到。軍訓也只是在教室講課而已，完全沒有持槍教練。但是在此以後，進入非常時期軍國主義台灣的腳步就變成很快了。

按：本文日文原文載於：中村孝志：〈台北帝大頃〉，《近代日本植民地》，月報5，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3月，註釋為譯者所加；譯稿承蒙台大歷史學研究所張幸真同學幫忙潤飾，特此致謝。

註1：中村孝志先生1910年出生於台灣恆春，台北一中（今建國中學）、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入台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畢業後留校擔任史學科副手，再轉往滿鐵之「東亞經濟調查局」（東京）服務，戰後擔任日本天理大學教授，為當代研究早期台灣史之權威，1994年4月6日逝世。

註2：據譯者訪問1934年畢業的台北高等學校校友張漢裕教授（後赴日本內地留學，畢業於東京帝大），曾表示台北高校學生，有傾向到內地升學為優先的校風。另據所澤潤教授訪問1944年同時畢業於台北高等學校，入學台北帝大的台籍校友張寬敏與日籍校友泉新一郎的資料，台北高校生入學台北帝大多非本意（參見所澤潤著、黃紹恆譯，〈我的訪談主題及經驗—日治時代台灣人的「自我塑造史」〉，《口述歷史》第6期。），可以補證中村孝志的說法。

註3：前島信次先生生於1903年卒於1983年，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科畢業，師事藤田豐八教授，台北帝大創校後隨藤田教授來台，在史學科擔任助教，離職後返回東京在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服務，戰後擔任日本慶應大學教授，日本伊斯蘭．阿拉伯研究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