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 序一

在台灣大學從事台灣近代史(日本統治時代台灣史)研究的人,大概都會有如下的類似經驗:由於日本時代的資料(大部分是總督府及其下部官廳的刊行物),不但分散於校內各圖書館,而且大多未經整理,戰後數十年來似乎少有人使用,因此總是被堆置於圖書館的陰暗角落,因此從事日本時代研究,也就必須先從圖書館書庫角落的「探險發現」開始。經過這樣的一番圖書館工作之後,便會得到一個「副產品」,那便是對於這個大學的過去(歷史)和性質也逐漸地有了一個印象式的瞭解。

台灣大學在戰前的時代(即台北帝國大學),不論從設立的目的、科系的構成、研究的主題來看,都與台灣總督府的殖民地統治.經營和日本帝國的國策有關,是個十足的殖民地大學和國策大學。說明台北帝國大學的實況,也便是瞭解日本之台灣殖民地統治.經營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一種努力。

台北帝國大學之殖民地大學與國策大學的性格,在戰後當然會有所改變,但如果仔細地觀察時,卻也可以看到台北帝國大學與台灣大學之間具有斷絕的一面之同時,也有連續的一面。這種戰前與戰後之間的斷絕與連續,不是台灣大學個別單獨的現象,也是台灣社會各範疇普遍存在的問題。包括戰前之台北帝國大學時代的台灣大學史研究,因此也將提供一個瞭解二十世紀台灣史的可能性。

做為台灣最早出現而且戰前唯一的學問之府,台灣大學自然成為台灣各種學科從創始以迄成立的據點。除了晚近發展出來的少數學科之外,台灣大學史也幾乎就是台灣各學科的發展史。做為台灣歷史最久,而且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機關,台灣大學也培育了台灣近代最多的高級人才,成為台灣社會的領導與中堅。也就是說,台灣大學更也是台灣學術史與教育史的重要內容。

台灣大學史是在從事其他的具體主題研究的過程中自然累積起來的,我個人如此,其他的研究同好也大約如此,這是緣於上述台灣大學係台灣諸種學科創始、發展開來最主要(經常也是唯一)的研究、教育機關所致。只要研究者對於其研究主題做一個研究史的整理,便會從一個側面去重建出台灣大學史。這種由個別研究者在其具體研究過程所累積的副產品之台灣大學史,在1990年7月台灣大學歷史系台灣史教研室與台灣大學台灣研究社合辦的「台北帝國大學學術研討會」中,首次有了一個初步匯集的機會。

台灣研究社是1980代晚期,在台灣社會、政治情況呈現激烈變動之際,由一群台大學生(以文法科學生為主)所成立的學生社團,這個學生社團在瞭解台灣問題時有比較重視歷史的傾向,於是自然會注意到日本殖民地時期,並且更因而關心台灣大學的日本時代資料收藏情形,於是也像上述一樣,做了一些台灣大學圖書館的「探險發現」工作,甚至還有一個集眾人之力所進行的「台大現藏台灣資料調查整理計畫」,對台灣大學全校各圖書館的台灣資料收藏情形進行了初步的普查。台灣研究社的這個工作與大約十五年前我個人在圖書館推動的台灣資料集中庋藏工作合流,促成了台灣大學圖書館於1992年編輯出版了《台灣大學舊藏日文台灣資料目錄》,是個頗有成就的學生社團。

1989年我留學回國,在歷史系講授「台灣近代史,1895-1945年」課程,不少台灣研究社的成員曾經前來聽課,我也有機會參與他們的活動。於是在1990年7月我邀集了一些研究同好和台灣研究社的學生們舉行了一次簡單的發表會,那便是「台北帝國大學學術研討會」。雖然這只是個以學生為主的討論會,卻受到了相當的讚賞與鼓勵,並且因為這個討論會還引發不少人主動向我們提供台北帝國大學的相關資訊和資料。這真是一次美好、溫馨的經驗。

這次台灣研究社在以往的工作及成果的延長線上出刊《Academia — 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作為社團指導老師,我也感到「與有榮焉」,因此特別為此刊物之出刊寫了這篇序,一方面鼓勵台灣研究社的同學們,一方面紀念幾年來這一段互相學習的美好時光。

吳密察序於1996年4月12日 

正值台北帝國大學開學68週年之際的總圖書館後樓,

也就是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開校之際的文政學部研究室。